即将落地武汉之前，看着这座灯火通明的城市，脑海仍然会回想起去年闪过的救护车急匆匆的场景，闪过的是曾经4万多医务工作者，在76天的时间里守住了“这座城”。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的武汉保卫战，第二次是1954年抗击洪水（为此，市政府对面修建了防洪纪念碑），第三次是1998年特大洪水，第四次就是新冠疫情。
不同的是，前三次的保卫战是一场人力、资源调度的“肉搏战”，而新冠疫情则是一次与时间赛跑的“数字化之战”。
2021腾讯数字生态大会，也选在了这座英雄之城。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 CEO 汤道生就说到，“站在这座英雄之城，放眼数字化未来。没有谁比这座城市更加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挑战、勇气，以及探索未来的智慧。”
近期，雷锋网走访了武汉市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中心、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等多家机构，专访了武汉市卫生应急指挥中心技术小组组长左秀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徐海波，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规信处处长王家刚、武汉市卫健委信息中心副主任邢福工、武汉市第一医院信息科主任王巍、勾勒出了数字化与武汉这座江城休戚与共的“情感联结”。
一个临危受命的年轻记者，因为坚持外出参访报道，父亲没有反对，而要求自己作为司机一同前往，结果一家人都被感染，父亲不幸离世。
悲痛之余，母亲很小心地向儿子提出捐献遗体的想法，这对儿子而言很艰难，最终，在无法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的情况下，他们为了给更多的人赢取希望而选择了捐献。
解除隔离后，儿子独自来到医院，找到父亲离开前的病房，做最后的告别和祭奠，面对空落落的房间和床位，默默哭泣。对于普通的武汉市民，还是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那段回忆都将是不可承受的“生命中重”。
根据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中日友好医院曹彬主任在《柳叶刀》发布的论文显示，武汉最早一例确诊患者出现在2019年12月1日。
在此之后，更多的感染病例就慢慢的出现，首先是首例感染者的妻子，此后是曾经一起工作过同事，再之后就是为之治病的医务人员。到2019年12月30日，武汉的早期感染者就达到104人。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武汉市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建设项目技术组长左秀然向雷锋网《医健AI掘金志》表示：从今天的抗疫经验来看，当时的每一个感染者背后都可能有上万个没有一点预防和控制措施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这也是疫情容易扩大传播的最重要诱因。
而在这样回顾性总结和复盘中，唯一缺失的便是手段和经验，对于当时的武汉疾控人来说，实时有效的追踪实践工具还处于空白。
所以，在武汉封城、实行疫情防控全闭环管理之后，市政府便牵头二十几个委办局组建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大数据系统。在武汉第二轮疫情出现之后，该系统又正式升级为武汉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
这个系统之下，通过大数据，武汉疾控部门可以实时监测和连接各类商超、农贸市场、交通站点等建立了一共有60类、一万多个自动监测点，部署5G智能发热监测系统，建立症候群监测，以及全市913家在汉医疗机构的电子病历和检验检查结果实时数据。
以单一风险源指标为例，如果我们看过发热门诊，系统就会自动触发一次预警，相当于一次备案。与此同时，系统还会自动归纳多指标类的趋势类信息，例如学校病假缺课的学生数量，超过一定多少阈值，便会自动触发一次预警，自动梳理出最近的其它学校的病假情况，供风控人员核查。
这套系统的背后，囊括了武汉在公卫领域的很多开创性工作，例如对全市涉疫数据的打通和世界首创的疫情防控预警规则。
左秀然：“这种城市级、多点触发的预警监测机制，包括武汉在内，过去大家不是没有想过，但其中有着非常大的困难。”
因为一座城市内的医疗、交通、教育、海关等各个系统的数字化建设，过去几乎都是独立发展，一座城市的不同体系里面，有几率存在上千个不同的系统和数据格式，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协调力量，彼此之间很难实现打通和互联。
此次，武汉市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的建设，得到了市政府的强力支持，由卫健委牵头，与国家、省、市共47个系统实现数据互通，在七个月的建设时间里，背后是大量时间做系统打通，数据同口径采集治理工作，才最终形成覆盖武汉的同城同管机制。
左秀然表示，“这个系统是属于武汉市的系统，卫健委只是其中的运营单位，在系统数据运行的背后，每天都有疫情防控的领导、各个委办局单位，以及各个区的街道和社区网格点等等很多人，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做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
其中蓝色预警：代表风险点汇报，例如列举的发热和缺课信息，一旦被检测就会汇总研判。
黄色预警：则代表更高一级的风险，例如重点工作场所的从业人员出现发热，或者其它高风险地区来到武汉，这类预警通常每一个都需要专门复核。
橙色预警：危险气息会更浓一些，代表武汉当地出现确诊患者，此时就需要启动防控预案，迅速锁定密接、次密接，统一调配救护车、防疫物资等医疗资源。
红色预警：代表着总系统里最高警戒，确定诊出的病例已经查过阈值，或者出现甲类或乙类传染病，慢慢的出现大范围传播，此时启动最高级别预案，例如取消所以医务人员休假，封闭相关交通设施，向整个社会发布疫情防控警报。
对于所有武汉的医疗人来说，距离最近的一次红色警报无疑是武汉封城期间。而对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来说，线月底就来临，并很快迎来了高潮。
武汉中南医院影像科主任徐海波教授表示：“疫情开始之后，医院很快就迎来最大的诊断工作量。当晚住院部就全部住满病人，而在CT影像诊断中，这些病人新冠肺炎确诊率几乎达到了100%。一个晚上就检查了300多个人，当时CT都做垮了一台。”
他还坦言，事后很多纪录片还原那个时刻非常紧急，甚至生死攸关。但现实不是拍电影，当时根本想不到这些。就像《芳华》里，“文工团长给萧穗子一顶钢盔，上战场的命令来了，根本想不起来心理建设和告别，拿着钢盔就出发。”
“当时发现了这种未知型肺炎之后，大家还都比较茫然，不清楚为什么来的这么迅速，一部分没有经历非典的年轻医生和技师还没有感受到其中的危险，后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确诊率100%情况下，中南医院影像科也进入了紧急状态：寒冬里，为了空气流通，护士每天都要开窗，用电风扇吹风，又要阻止患者和家属说话，患者的火气都不小。
而在这些现实问题中，怎样快速确认，缩短病人的等待和暴露时间，快速区分出感染者，以及危重程度变得特别的重要，特别是当时的核酸检验测试手段还没有成熟。
“最早因为要进行测序，要提取病原学、制备试剂，咽试子是从1月20号才开始使用，数量很有限，每个医院只查1000个，诊断的准确性只有28%到50%。所以，几乎所有医院都在使用CT进行快速确诊，技师三班倒做检查，这就积攒出大量CT影像，如何快速处理这些影像又成为了新的问题。所以就希望有一个工具来提升诊断的效率，新冠AI辅助诊断产品的出现，帮了我们大忙。”
提出这个需求时，徐海波的办公室里站满了AI公司的人。这其中就包括腾讯觅影，武汉封城之际，腾讯觅影的AI团队直接驻扎在了武汉中南医院。
徐海波教授表示：“当时和国外医生沟通新冠经验的时候，他们是比较羡慕我们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这种辅助工具，在这一点上我们的AI企业确实走在了前列。”
但当时开发这种AI辅助工具实际上并不容易，据徐海波教授介绍，当时疫情感染风险还非常大，居住的环境也很差，虽然是宾馆，但在零下的天气里每天都开窗通风，饮食也供应不上，很多AI公司员工都是和医生一样吃泡面。
而在腾讯的记忆中，腾讯觅影总经理钱天翼表示：“团队就驻扎在距离病房楼不到300米的封闭环境进行开发，白天影像科医生要在一线诊断新冠患者，晚上还要帮我们标注数据、传授诊断经验。”
据事后统计，经过这样共同的努力，从武汉封城到4月15日雷神山医院关闭的82天时间里，武汉中南医院影像科先后完成了中南医院、雷神山医院、和最大的东湖方舱医院数千人的新冠肺炎诊断工作，协助完成了10多个新冠AI产品的开发。
根据国际著名科研数据服务机构“数字科学”（Digital Science）发布报告统计：到2020年6月1日，中南医院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关于新冠肺炎科研论文排名达到了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麻省总医院。
当然，如何总结防疫工作，扩大新冠肺炎筛查的范围，也成为徐海波教授在新冠之后思考的重要问题。
他表示：“咱们不可以24小时地支援每一个地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经验固化下来，将CT和卡车、5G、新冠AI产品集成为车载CT，让数字化的手段来让我们。”
后来，在此构想下打造的车载CT成为一种疫情防治手段的范例，在全国各地奔跑。
今年四月，河北南宫发生疫情，车载CT载着两名司机和一名技术开到了河北邢台的每一个社区，以“移动CT+中南医院”远程阅片的形式，实现了社区的移动式筛查——从家门到筛查点不超过2公里，从完成检查到出结果和报告不超过15分钟。
对于2020年1月的武汉来说，医疗抗疫主战场不单单是医院。除了确诊的几万人以外，如何保证1200万人的有效隔离、调控就诊需求，无疑是武汉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武汉市卫健委信息中心副主任邢福工表示：“大家都知道的是，武汉当时进行封闭管理，但封闭不是一刀切，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家还要生活，还需要各种医疗、吃住行服务。如何把病毒阻隔在院外，控制住传播就变得特别的重要。”
这里列一个数字：从2020年1月23号封城到4月8日解封，武汉的确诊人数停留在了8万人，这背后是全国300多个支援医疗队，近4万人医务工作者支撑。如果感染者在武汉1200万人群中逐步扩大会怎样？如果这一个数字翻一倍呢？
就像今天所有人凭借健康码一路通行，凭借互联网医院就能在家就医一样，武汉卫健委和医疗工作者在院外的抗疫工作也是从这两方面开始着手。
为减少线下医院人员密集和交叉感染，在健康码诞生之前，早于疫情出现前的武汉电子健康卡，就成为了武汉健康身份识别的一个重要工具，提供核酸查询、互联网医院挂号等服务。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规信处处长王家刚，给出了电子健康卡的定位：用户的健康身份证。
邢福工表示，电子健康卡的应用贯穿了居民的全生命周期，“新生儿一出生，就给他发电子健康卡”；其次是覆盖全人群，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持护照的外国人，无论有没有医保，都能确保其接受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
例如在疫情期间，所有以上这些人群，无论是没有身份证的婴幼儿，还是没有医保的人员，都能够最终靠电子健康卡来登记核酸和查询，在卫健委的“健康武汉”公众号在线查询报告，此外，很多在线的医疗服务，如健康咨询、慢病管理等，也在通过电子健康卡挂号和身份识别。
如果说电子健康卡是所有武汉市民最重要的健康身份证，那互联网诊疗可能就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流量工具。
据雷锋网了解，先后有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协和医院，武汉中南医院等多个医院都发出了号召“提倡各位非抗疫一线，以及在家隔离的医生。在各个医院的APP和公众号平台提供线上问诊工作，且不做严格的科室划分，每个医生都发挥全科医生的职能。”
而这也成为这些医生的抗击疫情主战场。据武汉协和医生表示，当时每天在晚上可以接待约70名患者，已达到了过去在医院线下的门诊量。而在武汉第一医院，每名医生平均接诊更是达到了120人次。
武汉市第一医院信息科主任王巍表示：“在2020年初武汉疫情期间，我们医院基本是全市首批开通新冠肺炎线上问诊通道的单位，当时找了腾讯、楚天云等几家单位给我们做视频和线上问诊支持，最后服务的患者不仅是武汉本地，还有全国的其它省份，甚至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病例，仅药品配送范围就覆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如今，无论电子健康卡，还是互联网医院都慢慢的变成了所有武汉市民最重要的医疗工具和抓手。
据武汉卫健委披露的数字显示，目前武汉市电子健康卡发卡量就已达到1600万，远超于本地非流动人口数量，达到了全国城市的首位，使用次数将近4000万人次。
武汉第一医院的互联网医院运营也更趋向于常态化和丰富化，到2021年8月，该互联网医院的线上接诊人数更首次超过线下，成为互联网+医院建设中值得纪念的里程碑。
11月17日，2021全球智慧城市领域的最高奖项——世界智慧城市大奖在巴塞罗那揭晓，经过层层评选，武汉从世界46个国家421座城市1123份申报材料中脱颖而出，荣获了“2021世界智慧城市复苏创新大奖”全球冠军。
经过几天的走访，如今的武汉公卫体系当中，类似于新冠AI、卫生应急指挥系统等多个新的疫情防治手段都在陆陆续续建设当中。
这些手段不单单是医务工作者对于疫情防控手段的总结，其实也在蕴涵着数字化企业背后的支持缩影。
以武汉中南医院的车载CT为例，一台15米长、4米高的厢式货车里面，囊括了腾讯觅影（影像AI辅助诊断）、明峰医疗（CT）、网络运营商（5G远程诊断），隔室遥控操作机器人等众多医疗和互联网公司的支持。
同样，武汉电子健康卡在串联所有市属医院和完成1400多家医疗机构受理环境的改造背后，也离不开腾讯等互联网公司，对这些医院不同且混乱的HIS，RIS数据接口的逐一打通。
对于互联网公司的支持作用，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规信处王家刚还列举了一个特别案例。
“在负责火神山信息化建设的时候，当时武汉发热就诊特别困难，突然就想到，能不能用数字化手段，在地图上做武汉发热门诊分布，让大家很容易知道哪里有发热门诊，能够看多少病人，方便就诊。随即就微信和一家互联网公司沟通了想法，但是没有想到在沟通的除夕当天，这家企业就召集出了一个团队，表示可以做支持。”
据笔者了解，如今，在这些互联网公司的配合下，武汉在加大公卫信息系统建设的同时，还在引入更多云、AI、大数据、5G技术对原有系统加大升级。
以近期腾讯在2021数字生态大会发布的微信电子健康卡开放平台3.0为例，其中新集成的实名验证、人脸识别、OCR等技术，都有望在武汉电子健康卡的一站式就医战略中逐渐落地。
公卫体系下的这些新数字化和信息系统，又将成为未来武汉阻断病毒传播的一个个新的数字铁骨。
在腾讯数字生态大会上，武汉市卫健委与腾讯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在探索区块链医疗创新应用、推动区域医疗影像云中心建设、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指挥决策和调度体系建设等方面展开合作；
同时，通过新兴技术在医疗健康的应用，促进武汉市智慧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强化行业监督管理和安全保障, 全方面提升当地医疗服务的品质和水平，为全国医疗信息化高水平发展打造武汉样板。
会上，汤道生表示，腾讯在武汉会持续投入建设，腾讯数字产业总部现已落地在武汉，除此之外还会聚焦云、智慧产业的基础产品、行业产品的研发，未来会在武汉及湖北投入更多精力。腾讯作为“数字化助手”，希望可以为武汉的企业、单位提供更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
武汉这样一座英雄之城，值得更多的关注。它也在数字化的手段下，历经、渡过艰难岁月，也将因此重获新生。雷峰网(公众号：雷峰网)雷峰网
在疫情的前后过程中，腾讯健康作为智慧医疗的创新者，涌现出诸多亮眼案例。在2021腾讯数字生态大会上，腾讯健康分享了众多医疗数字化的实践案例和建设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