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结束了“”这场灾难，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1971年9月，在粉碎集团之后，周恩来在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重用的、等人，气焰更为嚣张。

  1973年8月，十大召开。大会通过的由、姚文元、王洪文等负责起草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没有正确地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旧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的“极右实质”列为第一个任务。在这样的“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只能使“”愈拖愈久，破坏性的后果愈来愈严重。

  十大选举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虽然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姚文元、王洪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但同时，一些在“”中备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等得以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据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当时对十大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姚文元是寄予了希望的。吴德说：“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他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集团的政治地位虽然由于十大的召开得到了巩固，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也逐渐暴露了，并且引起了的高度警觉。

  据吴德回忆，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宗派集团的问题，有过多次指示。他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三次。

  说他要到外地去休息，向政治局请假。之后，批评说：“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接着说：“她并不意味着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指出：“她算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一次，在中央政治局内点明了等人的宗派问题。

  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那时，提议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决定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1月12日，给写信，提议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任副总理，迟群任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不听劝诫，又托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转达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她提出：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报告了的意见以后，一下戳穿，尖锐地指出：“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提出朱德任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任副委员长，周恩来继续任总理，任第一副总理，安排在之后。对王海容、唐闻生的这个谈话，经批准在政治局传达了。

  吴德还回忆了王洪文向告周恩来状的事情。他说：以后我们大家都知道，王洪文去长沙是经过与、、姚文元密谋策划的，他是背着中央政治局的。王洪文向毛主席诬告，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的人有小平、剑英、先念”,“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等像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一样。

  王洪文谈后，当场严厉地批评了他。对的意见和再次批评，点出了是有野心的，制止了集团夺取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是全国人民和全党克服事件影响以及努力克服其他各种困难的结果，是稳定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措施的结果。

  第三次是1975年5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

  说：“不要搞，你们别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啥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这一次，虽然说问题不大，但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一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政治局在5月3日以后，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大多数的政治局同志点名批评了“”。这是首先提出了“”的问题，他对“”的批评和削权，为后来粉碎“”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据吴德回忆，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住所（游泳池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是被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党籍的决定。没有理会的无理要求。闹得太厉害，会议上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提出的问题。

  逝世以后，每天都到的住地，同的秘书张玉凤纠缠，要张玉凤将保存的文件、档案交给她。在她的多次纠缠下，有两件的谈话记录被她拿走了。知道后，要回了被拿走的谈话记录稿，顶住了的胡缠。

  后来，决定将的文件、档案封存。对此极为不满，同大吵大闹。

  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病重，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由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列席政治局会议，将会议情况向报告。逝世后，“联络员”的任务没有了。毛远新给写信，提出要回辽宁自己工作的岗位。接到信后，征求了的意见，当时没有反对。

  政治局会议上，通报了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事，“”一致反对。首先提出毛远新应留在中央，为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王洪文、姚文元都支持的意见。还提了一条理由，说毛主席的文件、书信别人整理不了，处理毛主席家里的事情也离不开毛远新。还是想要控制的文件和档案。说：毛远新现在还是回辽宁，将来中央开会，若需要他参加工作，到时还可以再来。

  但是，纠缠不休，说什么把毛远新留下来是属于毛主席家里的事情。对毛远新的去留问题，与不断争论。甚至说，她要与谈些家务事，别人不愿意听 的 可以不听。对此，吴德回忆说：“那时，我们不愿意听她的无理纠缠，感到极度厌烦，就陆续离开了，记得留下了。”

  一直扯，扯她的所谓“家务事”，马拉松的会开到第二天早晨5点。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问讲完了没有，说讲完了。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还是要回辽宁。”的无理纠缠失效。

  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指示中办（中央办公厅）的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米士奇。

  9月11日和12日两天，米士奇分别给一些省、市打了电话，北京市没有接到这个电话通知。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怀疑有问题。张平化立即打电话将此事报告了。根本不了解这一个事情，他向一些省、市查询后，得知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这就表明“”已在采取一定的措施，架空、控制，企图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而夺取中央最高权力。

  “”被篡党夺权野心所驱使，又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的临终嘱咐，他们利用被他们控制的宣传机构，将其写入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报》社论中，广为宣传，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和政治局其他反对他们的同志。

  对此，吴德说：“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急。”